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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

发布时间:2021-01-21 16:20:18 阅读: 来源:葡萄酒发酵罐厂家

林毅夫:“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

作为恭亲王奕昕的旧宅,亦曾做军机处会议之所,盛夏的朗润园比北大校园的其他地方多了一丝清凉。脱胎于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坐落于此。2012年,从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卸任的林毅夫回到这里,担任国家发展研究院的荣誉院长,重新执教。

一直以来,反对林毅夫的人和赞同他的一样多。前者认为他拥抱国家主义,讽刺他作为学者却总保持政治正确。后者则说,林的学术成就,一方面在于理论化现代经济增长的一般法则,另一方面又为世界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领导人和接近决策层的经济学家们提供一个可操作实施的经邦济世的政策指导路线图。时至今日,人们仍能回想起十多年前,他和已故著名经济学家杨小凯的那场关于后发优势还是后发劣势的大争论。

对于质疑,林毅夫说过,自己既不是左派也不是右派,而是实事求是派,从1988年后,他的思路观点都很一贯。“我提出的观点是出于我自己对现实问题的分析,而不是来自于书本上现有的理论。”从后发优势到发展经济学,再到现在的新结构经济学,林毅夫始终自成体系,一以贯之。

无论如何,他现在已是全世界范围内经济学领域举足轻重的人物,先后膺选为发展中国家科学院(原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及英国科学院的外籍院士,有近10位诺奖获得者为他新近的著作写推荐,他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正在被全球顶尖的经济学家们深入探讨。

新结构经济学的非洲实践

《21世纪》:你所提倡的新结构经济学的观点在整个非洲的普及和接受程度如何?除了埃塞俄比亚 ,还有那些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在你的帮助下发展了经济。接下来的计划是什么?

林毅夫:2011年8月埃塞俄比亚总理梅莱斯到东莞招商,10月决定投资,2012年投产,当年让该国出口倍增的华坚这家制鞋厂,是按照新结构经济学的思路来做的第一个例子。

发展中国家需要改善的各种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太多,政府怎么样用有限的资源来发挥最大的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必须针对那些按照要素禀赋来讲,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除了选择的产业要符合要素禀赋决定的比较优势,这样才会有生产成本的竞争优势之外,要进入国际市场还必须获得国际买家对产品质量和能按时交货的信心,解决这个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把和国际买家有长期关系,因工资成本上升准备往其他工资成本低的地方转移的企业吸引过来,华坚的例子证明在非洲这个道理同样适用。

这个思路跟现在的主流思路是不一样的。目前主流的思路是政府不能挑选产业,产业发展应一切由市场自发决定,公平的市场环境自己会决定该发展什么产业。

就拿华坚为例,如果没有政府的承诺帮它解决基础设施的问题,解决企业经营环境如海关官员不会刁难、警察不会来找麻烦的问题,它会去投资两头在外的制鞋业吗?过去在埃塞俄比亚,一个货柜运来工厂,可能要等一两个月啊,一个货柜发去市场,可能又要再等一两个月。这样的话,国际市场怎么进入啊?现在埃塞政府必须说,只要货柜一到,我保证你一个星期就到工厂。过去报关是在海关那边登记,要等上10天半个月,现在是派官员来工厂报关,两天就解决了。

这个实际上也是东亚成功的原因。按照世界银行的企业经营环境调查,中国很差,在130多个发展中国家排名第90位,但我们的政府以工业园发展产业,哪一个不是一站式服务?发展中国家就是这样的啊,资源有限,政府能力有限,集中精力把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先发展起来,迅速变成竞争优势,其它的地方再慢慢地再来改善,而不是把各种落后的基础设施、体制、机制都改善后,再去发展产业。不仅中国是这样,还是世界银行的同样调查中,越南排名第116,巴西第127,印度第132,全都排名在后,可是他们却是发展最快、减贫效果最好的国家。其实,这是我和杨小凯争论的最关键点,主张后发优势并不是说发展中国家没有体制、机制问题,主张后发劣势也不是说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或产业升级上没有优势,而是,优先顺序的问题。小凯认为发展中国家必须先完善各种体制、机制,等拥有了英美那样的宪政制度后,再去发展经济;而我认为应该先发展经济,然后再逐步完善体制机制。

现在,华坚在国际上有很大的影响,上了金融时报头版,而且还配有照片。在国内,老实说,除了领导人之外,有上金融时报头版的吗,纽约时报全部都报道了,而且很正面,为什么呢?因为它改变了大家过去的想法。过去从来没有人相信,非洲国家可以成为加工制造业的出口基地。华坚打破了这个成见,而且在很短的时间就取得成功,雇佣的工人已经从2012年初的600人增加到2300人。

很多非洲国家很受鼓舞。今年春节前,我跟卢锋和张晓波教授组了一个团到埃塞、卢旺达和坦桑尼亚考察,每到一地,当地政府、知识界、国际组织人士等都知道华坚的例子,而且都希望按照同样的模式来吸引中国企业去投资。

卢旺达总统去年9月到天津来参加达沃斯论坛 ,来之前他就约着要见我,正好我已经安排其他访问,结果他推掉美国的活动,在国内多呆了两天。有没有一个总统去等一个学者两天?说明他确实非常诚恳、非常感兴趣啊。卢旺达是一个内陆国家,地理环境有点像昆明,有最合适养蚕产丝的环境。后来我研究了一下,我们江浙有很多产业很适合卢旺达,比如说生产领带、袜子,大唐镇的袜子、嵊州的领带产业随着工资成本的上升要转移出去,我认为卢旺达就很适合。

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你说对非洲国家有没有影响?现在很多非洲国家政府也都邀请我们去访问、帮他们出主意。

比较优势路线图

《21世纪》:新结构经济学有助于帮助发展中国家的政策制定者识别出由其禀赋结构决定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你所提到的比较优势非常复杂,包括资本、劳动、基建、制度等等因素,政府有足够能力足够分辨出比较优势吗?

林毅夫:第一步,甄别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一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现在收入水平是你的一倍、两倍左右,或是20年前、30年前人均收入水平跟你一样的国家,还必须是发展得非常好的国家。它的资本一定积累的非常快,工资一定上涨得非常多,原来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即将失去比较优势,那些就变成他的夕阳产业。如果你的人均收入水平跟他差距不大,要素禀赋结构差距和比较优势的差距也就不大,他的夕阳产业就是你的朝阳产业。

第二步,在可能的朝阳产业当中,看国内有没有一些企业家已经发现这个机会进入此产业了?有,就代表这些企业有能力生产那些产品。照理说,你的要素生产成本应该比作为参照系的国家低啊,为什么不能够在国际上有竞争力?一定是交易费用比较高。交易费用高是基础设施差和经营环境不好造成的,政府要做的就是帮助企业把相关的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改善好,降低交易费用,使这个产业能迅速做大做强。

第三步呢,有些产业对这个国家可能是全新的,作为参照系国家的那些准备往外转移的产业为什么不来?可能是对你这个国家的基础设施、经营环境没信心,对政府的效率没信心。那就像梅莱斯(埃塞俄比亚前总理)招商引资一样,给外资企业提供保证,任何政府只要下定决心,总有能力搞好一个工业园区,给这个园区提供好的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

第四步,现在的技术更新非常快,可能有一些新技术20年前根本不存在,但现在如果有企业家发现这个机会,那政府要帮助这些企业降低交易费用,让他们能够迅速做大做强。最有名的例子就是印度的信息服务业。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发展信息服务业时靠的是卫星通讯,成本挺高,印度政府发展了光纤通讯,信息成本当然就下降了。

第五步,发展中国家普遍基础设施和企业经营环境不好,按照现在主流的观点是要全国同时改善,不应该选择地区和产业。但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要这样做的话,不知要等到猴年马月。为什么不集中资源办大事把工业园区搞好?

从二战后到现在,只有韩国和中国台湾两个东亚经济体从低收入变成中收入之后变成高收入,也只有13个中等收入经济体变成高收入经济体,其中8个是西欧周边原来和发达国家差距就不大的国家,而其他五个是日本和亚洲四小龙,东亚这些成功的经济体就是这么做的。东亚的政府都是积极有为的政府,都在产业发展上发挥了因势利导的作用。

《21世纪》:所以有人说,新结构经济学通过构筑一种前所未有的“强政府+强市场”的双头模式,试图为落后经济体规划一条发展的“普世道路”。强市场和强政府可以并存吗?

林毅夫:不是强政府,也不是强市场,是“有为的政府和有效的市场”。我现在所讲的这些案例,都比原来“进口替代战略”的干预容易得多了。过去所要求的更全面,各种价格都要扭曲,扭曲以后政府直接去配置各种资源,我说的大部分不就是在工业区里面改善基础设施,实行一站式的服务吗?这个要求也比新自由主义要政府把各种体制、机制和基础设施都同时完善容易得多。

经济发展实际上是一个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的过程。背后的原因是要素禀赋结构的改变。要素禀赋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参数,要素禀赋在特定的时间是给定的,它其实是一个国家在每一个时点上的总预算,总共有多少资本、劳动力、自然资源,总预算决定可选择的范围。要素禀赋还有一个结构,相对多的要素价格就相对低,相对价格决定在可选择的当中哪一个是最好的。要素禀赋结构同时决定这两点。

政府的干预,是帮助民营企业进入到它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改善相关的基础设施和制度环境,帮助它变成这个国家的竞争优势。民营企业的成功不是靠政府补贴成功的,它的产业技术选择必须是按照要素禀赋而来,这样他的要素生产成本在国际上可以最低;政府的因势利导也是按照要素禀赋而来,目的是帮助企业降低交易费用。经济发展是按照它自发的规律来进行的。

中国经验:现象与本质

《21世纪》:你说,非洲国家按照西方主流理论给他们设计的道路发展非常不成功,你由什么判断“中国经验”一定会合适非洲等地区的发展呢?

林毅夫:并不是“中国经验”,而是要把问题跟表象看清楚。

我提的中国的经验或是东亚的经验,不是简单的照搬。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政府因势利导的领域跟方式可能不一样。比如说,如果在很低收入的国家,政府在基础设施建设和企业经营环境方面的作用就会很大,构成基础设施、改善经营环境的一个实用办法就是工业园区。但是如果已经到了日本、韩国的阶段的话,有很多产业在世界的前沿,或是要接近前沿了,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必须靠自己的研发。政府就要决定,技术要创新、产业要升级,是在哪个领域?是在化工还是在电子?然后在相关的基础科研上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

当然发展阶段相同,干预措施可能会更相同一点,比如说我们在80年代,如果没有经济特区、没有高新技术开发区、没有加工出口区,两头在外的加工制造业的基础设施和经营环境的问题就很难解决啊。这个经验现在对非洲国家还有用。

《21世纪》:中国这种先粗放型后集约型的阶梯式经济增长方式,是非洲地区发展的必经之路吗?

林毅夫:我觉得这个说法也是同样只看到表象没看到本质。

有人会说,靠生产要素投入推动的叫做粗放型,靠全要素生产增长的叫做集约型。为什么发达国家全要素生产力比较大、发展中国家全要素生产力比较小?原因是发展中国家产业升级靠买机器引进技术,买机器设备的时候就把技术创新的成本算进去了。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是靠自己研发,算全要素时,一边是产出价值,一边是资本、劳动力,研发是不算进来的。在这种情况下,表面上看是全要素生产力很高,但实际上增长的成本是比发展中国家增长成本更高的。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按发达国家的方式靠全要素生产力的提高来发展经济,在本质上和老结构主义一样,也是一种赶超的思想。

用什么方式来取得技术创新的成本是比较低的,到底是研发取得的成本比较低还是用购买机器设备来取得的新的技术成本是更低的?

从各种经验实证来看的话,在前沿技术上的研发,100项投资当中顶多只有5项能够申请专利,在能申请专利的当中,最后有商业价值的实际上就一项、两项。也就是说“一将功成万骨枯”。

发展中国家呢,有很多根本就不用成本,因为专利保护不会超过20年。就算买专利,也顶多就是人家研发这项专利、成功的专利的成本的三分之一。这也就是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如果懂得利用后发优势,它的经济增长速度可以两倍、三倍于发达国家。

《21世纪》:有这种质疑,新结构经济学所描述的产业有序升级的途径对于小国根本不现实,因为小国资金不足,无法在全球研发赌注中获胜,国内市场又小,无法收回成本。

林毅夫:真的能发挥比较优势就能有整个国际市场,国际市场总比国内市场大。小国只要把比较少的产业做好,这些产业也可以有全世界的市场,在国际上有竞争力。现在全世界高收入国家当中,绝大多数是小国。比如说像瑞士,有漂亮的自然景观,可以发展旅游业,中立国带来的好处,在金融上面是避税天堂,那就发展那些运输成本很低的产业,钟表、制药等。它也是全世界最高收入国家之一啊。

《21世纪》:你提倡中国把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向非洲这样的国家转移,然后有些人在问,这个时间到了吗?将劳动力密集型制造业从国内转移会不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

林毅夫:产业升级时把失掉比较优势的产业转移到其它地区是必然的。我们现在人均收入是6100美元,一般初级劳动力的工资每月大概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在2010年的基础上翻一番。我算了一下,是8800美元,人民币还要升值啊,很可能到12000、12500美元,按照联合国的统计,我们就是高收入国家。一个高收入国家,需要有劳动生产率和附加价值与其相适应的生产活动,劳动力很密集的产业会失掉竞争力,只能转移到附加价值更高的新产业,或同一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转移到同一产业微笑曲线的两端前提是,还要有人帮你在微笑曲线下端生产,当然这是一个逐渐发生的过程。

如果1960年代的时候,日本不把那些劳动密集的纺织、服装、电子加工产业转移出去,或是19世纪中后期以后,英国不把纺织业转移出去,他们今天的收入水平顶多也就是我们的收入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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